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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审判为中心背景下新型检警关系
2016-12-02 10:23:19
盛庆雯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中共同的追诉方,两者是否能形成有效顺畅的合作制约机制将直接影响控诉的效果,进而影响到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成效。从现实情况看当前检警关系仍存在一些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有必要构建新型的检警关系。

一、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检警关系的应然定位

检警关系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依法履行检察职责的检察机关与承担刑事侦查工作的公安机关,为查清犯罪事实,打击犯罪,防止无辜的人受追究而依法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从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方向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出发,今后检警关系应符合以下定位:

1.检警双方合作关系应更加紧密。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庭审对抗程度更加激烈,这需要检察机关出示更多更全面可靠的证据指控犯罪。承担收集固定证据职责的侦查机关应当与检察机关通力合作,在检察机关引导或指导下全面收集、补充证据,真正做到侦查为起诉服务,确保指控成功。

2.检警双方监督制约关系应更加有效。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侦查中收集固定的证据要经得起法庭的审查、检验,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要求将更高。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应更加强化,对侦查部门收集固定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监督审查要更加全面及时,一方面是为防止虚假证据、非法证据进入诉讼程序,影响指控效果,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也有防止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职责。

3.检警双方责任分担应更加均衡科学。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会逐渐减少公、检、法协调机制的支撑,公诉部门指控失败的风险将增加,检方败诉风险必然会在审查起诉开始时甚至审查逮捕阶段就予以转移化解,不捕率、不诉率可能有所增加,警方可能面临更多追究犯罪不力的责任,但检方作为国家公诉部门同样可能受到指控犯罪不力的指责,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均衡检警双方责任负担,增强工作合力确保办案质量。

二、当前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不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检警关系是一种分立制约互相配合关系。对照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方向,当前我国检警关系存在以下不足:

1.检警合作关系松散,提前介入、引导侦查规定不完善。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检警合作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规定主要有第85条、88条、132条、171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重大案件讨论权、审查逮捕阶段提出补充侦查建议权、要求复查、复勘权、审查起诉阶段提出补充侦查权及要求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作出说明权。但是这些规定只是原则性规定,并未规定如何保障检察机关实现以上权力,而且规定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方式也十分有限,远远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

2.检察监督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支持保障措施。在《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法律监督的条款主要有第47条、54条、55条、73条、93条、98条、111条、115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权益受侵害监督纠正权、排除非法证据权、纠正非法证据权、指定监视居住监督权、羁押必要性审查权、立案监督权及违法侦查行为和措施纠正权。这些规定比较原则,且未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有配合执行的义务。实践中,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提出的立案监督、纠正违法通知、检察建议等对公安机关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监督决定,主要是依靠自觉,其次是依靠检察机关不捕、不诉间接约束。

3.检控失败责任划分不尽合理,易导致检警“扯皮内耗”。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即检察机关有责任有义务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全部证据,一旦证据出示不全面、不充分,或者重要证据在法庭上被否定,则败诉风险直接由检察机关承担,批准逮捕的被告人由检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而实际上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调取证据的方向、多少及质量如何主要由侦查机关决定,检察机关基本上是被动接受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却要为侦查机关调取证据不到位或违法侦查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权责划分存在一定问题。

三、构建新型检警关系的路径和措施

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我们应在遵循检警分立制约、互相配合的原则下对检警关系机制作进一步调整,适当增减强化。针对存在的问题,总体改革路径是检警双方在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的基础上,以科学划分错案责任为导向,健全和强化协作配合制度,扩大检察机关知情权范围,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检警双方刑事诉讼任务的顺利完成。

1.建立检警刑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扩大检察机关知情范围。当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监督的瓶颈在于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具体运作过程了解甚少,一般仅是案件进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程序后,通过书面审查发现监督线索。这不仅不能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实施全面监督,并且监督时效性也大打折扣。为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建立起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受理、立案、侦查措施运用、破案等刑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由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实施同步实时监督,对公安机关违法侦查行为及时指出纠正。基于侦查信息保密性要求,检察机关应当设立专人负责监督并承担保密责任。

2.以增强合作实效为导向,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制度。在提前介入部门上,由传统的审查逮捕部门扩展到可以联合公诉部门共同参与。对于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审查逮捕部门重点往往是从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角度引导侦查部门侦查,对量刑情节、证据可靠性、合法性及能否经得起庭审的检验考虑较少,由公诉部门派员参与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在提前介入引导方式上,由参与案件讨论提出侦查意见延伸到参加现场勘查、参与讯问犯罪嫌疑人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目前检察机关仅可派员参加重大案件讨论,在侦查阶段并无权参与公安机关现场勘查以及讯问犯罪嫌疑人等活动。实际上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检察机关派员参与现场勘查及最初的侦查活动可以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如此既可以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及调取的证据有一个立体的形象的认识,有效引导取证,也可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监督。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效力上,明确引导侦查法律约束力。应明确公安侦查人员未按照引导侦查的方向、意见调取证据,客观上能够调取的证据不及时调取,致证据灭失无法定案的,检察机关应作为纠正违法事项进行监督,并可向公安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提出追究有关公安侦查人员执法办案责任的意见建议。

3.以增强监督能力为基础,多层次全方位加强侦查活动监督,确保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分发挥监所检察部门、控告申诉部门监督作用,并形成捕、诉、控申、监所合力监督机制,互通信息,加强对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所内提审讯问、律师合法权益保障等的监督,依法维护辩护律师会见权、代理申诉控告提出意见权,促使公安侦查部门规范提讯制度,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产生。区分公安机关违法侦查行为违法种类、违法程度、违法性质,对笔误、疏忽大意的轻微违法侦查行为予以口头警告,监督纠正;对于对案件办理有一定影响可以补正、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违法侦查行为实施定期瑕疵通报制度,书面通报公安机关纠正;对经常性轻微违法侦查行为或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违法侦查行为应当立即予以书面纠正。